曾国藩: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

来源: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

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“一见即惊”的人。乍一接触,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,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。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,都觉得有点失望。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,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,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:“宽大和平,不自矜伐,望之如一老教师耳。”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,也大感失望:“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,身材肥胖,脸上皱纹密布,脸色阴沉,目光迟钝,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——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;他的穿着陈旧,衣服打皱,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。”

如果测智商的话,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。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,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,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。梁启超说:“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,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。”曾国藩自己也说:“余性鲁钝,他人目下二三行,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。他人顷刻立办者,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。”身上没有一点“天才范儿”。

另外,曾国藩是典型的黏液质性格,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,行动拘执,谨慎内向,凡事只肯说三分话。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,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。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“儒缓不及事”。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“儒缓”:“少荃论余之短处,总是儒缓。”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,说“余亦深以舒缓自愧”,“驽缓多病,百无一成”。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“笨拙”,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,面上无果决之容。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画天下之时,他只是默默倾听,认真思考,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。

毫无疑问,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。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,老成持重。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,在军事上,也以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闻名,他打仗第一要求是“稳”,在行军、扎营、接仗等各个环节,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。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强调:“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。”曾氏深得此旨之妙,他力戒浪战,不打无准备、无把握之仗。他行军打仗数十年,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,没有大的跌蹉,正是得力于此。

但凡事过犹不及,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,但是兵者诡道也,有一些特殊情势下,也需要敢于冒险,大踏步前进。在这样的时候,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。他从来不敢出奇兵,用奇谋,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,许多时候事倍功半。

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,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,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,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,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。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。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,替他出主意,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,而是趁苏省残破,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,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、沈葆桢、李鸿章、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,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,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,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。应该说,这是一步奇招,多少有点冒险,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。

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,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,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,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,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,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。

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,有自己的一定之规,那就是“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”、“先取上游,再规下游”。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,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拔钉子,直到攻下天京。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,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。这令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。

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,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,心里也很清楚。同治五年,曾国藩剿捻欠效,在《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》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:

臣不善骑马,未能身临前敌,亲自督阵。又行军过于迟钝,十余年来,但知结硬寨、打呆仗,从未用一奇谋、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。此臣之所短也。

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。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,就精疲力竭,废然放弃。过了许久,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。如此反复多次,进步始终不多。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。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是就“有恒”。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,他说:“有恒为作圣之基。”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:

凡人做一事,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,首尾不懈。不可见异思迁,做这样想那样,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,终身一无所成。

曾国藩终生对“恒”最为用力。举读书一例,他推崇“读书不二”:“一书未读完,断不看他书,东翻西阅,都是徇外为人。”

他读书有愚公精神,强调“耐”字诀,“读经有一耐字诀。一句不通,不看下句;今日不通,明日再读;今年不精,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”。不弄明白绝不罢休,一点一滴的积累,不可速求。“求速效必助长,非徒无益,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,如愚公之移山,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。”

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看,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。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,见异思迁。这是因为本我是受“快乐原则”支配的。逃避痛苦、紧张,不断追求新的刺激,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,则可以事半功倍。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:“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,即使在一天内,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。”因此,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,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。马克思也是这样。他钻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,便演算起数学题,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、诗歌,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,轮流阅读。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,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,而换读另一本书时,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。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,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。

曾国藩却不懂这个道理。正如同打仗以“结硬寨,打呆仗”闻名,他读书行事,也以呆而硬闻名。翻开他的日记,经常会看到他数月只读一种书,而且每天读的数量都一样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:“譬若掘井。以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,何若老守一并,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?”

不仅读书如此,做其他事,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。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固定的日程,在家书中说:

学问之道无穷,而总以有恒为主。兄往年极无恒,近年略好,而犹未纯熟,自七月初一起,至今则无一日间断,每日临帖百字,抄书百字,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,多则不论。虽极忙,亦须了本日功课,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,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。

这样求恒,当然是极为痛苦的。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。熬不下去,怎么办? 曾国藩的办法,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:熬不下去,也要熬,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。他以练习书法为喻,说明人在困难、倦怠、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:“(写字写到)手愈拙,字愈丑,意兴愈低,所谓‘困’也。困时切莫间断,熬过此关,便可小进,再进再困,再熬再奋,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,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,打的通的,便是好汉。”

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,曾国藩都要调动起“刚猛”精神与自己的本我“血战”:“因作字,思用功所以无恒者,皆助长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闻竹如言,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,须是刚猛,用血战功夫,断不可弱。二者不易之理也。时时谨记,《朱子语类》‘鸡伏卵’及‘猛火煮’二条,刻刻莫忘。”

这样当然极苦。然而曾国藩说:“极耐得苦,方得为一代之伟人。”事实上,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。做事从无恒到有恒,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。

曾国藩身上的“笨拙”与“精明”并不矛盾。

正是与众不同的“笨拙”,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。

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,那就是尚“拙”。他说:“天下之至拙,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,遂“发愤教督诸子”,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。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,只知道一味用蛮力,下笨功。曾国藩回忆说:

国藩愚陋,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,晨夕讲授,指画耳提,不达则再诏之,已而三复之;或携诸途,呼诸枕,重叩其所宿惑者,必通彻乃已。

笨父亲教笨儿子,真是够难为他们的。

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,靠的完全是“笨劲”。父亲要求他,不读懂上一句,不读下一句。不读完这本书,不摸下一本书。

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,绝不睡觉。他不懂什么“技巧”,什么“捷径”,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,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这种“笨拙”的学习方式,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、吃苦、踏实精神。

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。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。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,因此比别人更虚心。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,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。笨拙的人不懂取巧,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,因此不留死角。相反,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“困勉之功”,遇到困难绕着走,基础打得松松垮垮。所以,“拙”看起来慢,其实却是最快,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,不留遗弊。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,但是一旦开窍之后,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。中了秀才的第二年,他就中了举人;又四年,又高中进士。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,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。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,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,所以“读书立志,须以困勉之功”。

既然天性钝拙,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。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,不走捷径,总是按最笨拙、最踏实的方式去做。涓滴积累,水滴石穿,追求的是扎实彻底,一步一个脚印。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,表面上简单笨拙,实际上却大气厚重,所向披靡。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秘诀,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。他在《送郭筠仙南归序》中这样说:

君子赴势甚钝,取道甚迂,德不苟成,业不苟名,艰难错迕,迟久而后进,铢而积,寸而累,及其成熟,则圣人之徒也。

那意思就是说,君子不走捷径,不图虚名。锱铢积累,艰难前进。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,但一旦成功,就是大成功。

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。他一生成功,得益于“笨拙”精神。

他创建湘军,选拔将领,专挑不善言辞的“乡气”之人,盖因其敦实淳朴,少浮滑之气。他甚至讨厌那些“善说话”的人:“将领之浮滑者,一遇危险之际,其神情之飞动,足以摇惑军心;其言语之圆滑,足以淆乱是非,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。”他招士兵,也专要“朴实少心窍”的山民。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,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。

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。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、笨战,不善打巧战。他打仗不贪小利,不求奇谋,踏踏实实,稳扎稳打。他说:“打仗要打个稳字。”他一生不打无准备、无把握之仗。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、战斗的部署、后勤供应、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,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,算透了,才下定打仗的决心。

湘军作战以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闻名。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,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,后发制人。太平军虽然骁勇,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。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,但湘军绝少野战。曾国藩说:

凡与贼相持日久,最戒浪战。……宁可数月不开一仗,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

他行军打仗数十年,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,没有大的跌磋,正是得力于此。

湘军主动攻城,也是用最笨的办法,如同巨蟒缠人一样,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。他们攻城的时间,不是一天、两天,也不是一月、两月,而往往是一年、两年,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。安庆、九江、天京,都是这样打下来的。等战争结束,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。

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,以拙为用。他一生要求自己“不说大话,不求虚名”,做事“情愿人占我的便益,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”。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,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。他的想法是:

纵人以巧诈来,我仍以浑含应之,以诚愚应之;久之,则人之意也消。若钩心斗角,相迎相距,则报复无已时耳。凡人以伪来,我以诚往,久之,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。

曾国藩说到做到。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,一生不服曾国藩,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,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。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,也时常和他耍心眼,逞私心。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,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、爱护、包容、提携。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,到晚年更开口不离“我老师”三个字。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,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,麾下谋士如云,猛将如雨,指挥如意,得道多助,成就了“洪杨一役”的最终胜利。

当然,曾国藩最有意义的“笨拙”,还是他的思维方式。正是“扎实彻底”的思维方式,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“中国式思维”的局限和弱点。

中国式思维尚直觉,重体悟,善类比,却轻逻辑。那些才子、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,不循规矩,任意跳跃,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。比如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,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。董仲舒说,“人副天数”,就是说,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。他的证据是:天有五行,而人有五脏;天有四时,而人有四肢;天有昼夜,故人有视瞑;天有寒暑,故人有喜怒。因为人是天的副本,所以天人可以感应。因此,上天打雷就是发怒,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。

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。王充说:天没有思想,因为天没有眼睛,没有嘴——“以天无口目也”。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?王充说,我们摸不到天,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,地没嘴没眼睛,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,老婆没嘴没眼,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——“天地,夫妇也。地体无口目,亦知天无口目也”。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,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,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。

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、宏观上把握一切,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。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,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,以一言而括万物。总想找到一个窍门,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,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,小葱拌豆腐,三下五除二,彻底解决一切问题。比如,儒家学说就认为,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,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这显然是非理性的。

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,他说:“中国有天才,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,……中国人善于综合,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。……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,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。……中国传统没有‘逻辑学’……因此,中国没有精密科学。”

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、重视逻辑、重视差别。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,沿着“现象→差别→差别的扩大→精确量化→创新”的思维路径前进,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,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。

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。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“笨拙踏实”,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。

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:

治事……之道三端,曰剖析,曰简要,曰综核。剖析者,如治骨角者之切,如治玉石者之琢。每一事来,先须剖成两片,由两片而剖成四片,四片而剖成八片,愈剖愈悬绝,愈剖愈细密,如纪昌之视虱如轮,如庖丁之批隙导窾,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,一丝之含混。

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。每遇到一件事,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。反复琢磨,细细分析。而“正”、“反”这两个方面,他也要进行细分,把“正”面再分两面,分析它的正反。同理,“负”面也自有其正反。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,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。这样分析下去,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。

譬如至微之物,以显微镜照之,则加大一倍、十倍、百倍矣。又如粗糙之米,再舂则粗糠全去,三舂、四舂,则精白绝伦矣。

正是通过这种“笨拙”的思维方式,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“度”,也就是把握了“真理”和“谬误”之间那一步之距离。他说:

吾之身与万物之生,其理本同一源,乃若其分,则份然而殊矣。亲亲与民殊,仁民与物殊,乡邻与室殊,亲有杀(降等、减少,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),贤有等,或相倍蓰(一倍和五倍,泛指几倍)或相什佰,或相千万,如此其不齐也。不知其分而妄施焉,过乎仁,其流为墨;过于义,其流为杨。生于心,害于政,其极皆可以乱天下,不至率兽食人不止。

也就是说,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,亲亲与爱民不同,仁民与爱物有别,亲疏有差,贤愚有等。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,就会过于仁,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;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,就会过于义,则会导致杨朱极端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之弊。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。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,发现了分析“差别”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吾心之知有限,万物之分无穷,不研乎至殊之分,无以调乎至一之理。” 也就是说,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,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。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。

曾国藩认为,自古以来,认识就有精有粗,行动就有实与不实,这恰恰是圣凡、大小之间的区别。所以他说,好的人才应该“多条理而少大言”,也就是说,多一些逻辑性,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。

曾国藩说,自己“天分……不甚高明,专赖学问以求精明”。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,处理过无数大事,大体都很得当。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,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。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,再找出要害,把握关键。每次处理完了之后,还要总结经验教训,以为下一次参考。曾国藩的精明,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,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。

确实,“笨”到极致就是“聪明”,“拙”到极点就成了“巧”。功能强大的计算机,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“1”、“0”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?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,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。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,更扎实,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。“智慧愈苦愈明”,是他的切身体会。

因为“笨拙”,曾国藩是平实的,谦虚的。曾国藩说,“不说大话,不好虚名,不行架空之事,不谈过高之理,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”。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。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:

不可轻率评讥古人,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,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,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。今之讲理学者,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,讲汉学者,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,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。

但同时,又是因为“笨拙”,凡事习惯亲身实践,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,直率地批评古人。 通过大量的实践,他发现,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:

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君子之作事,既征诸古籍,诹诸人言,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,庶不致冒昧从事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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