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德刚:我如何用笨方法读《资治通鉴》

《通鉴》与我──从柏杨的白话《资治通鉴》说起

我近来最羡慕柏杨。

羡慕他,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、稿费如潮、美眷如花。

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,还有此「勇气」、「决心」和「机运」,来「啃」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、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《资治通鉴》!

在海外待久了,才真正体会出所谓「学术的世界性」。我们这部《资治通鉴》,不管从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来看,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着!在人类总文明的累积中,找不到几部。

「啃」是乐趣、是福气、是运气

我为什么说柏杨在「啃」呢?这也根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。痴生数十年,啥事未干过,只读了一辈子的书。如今谋生吃饭的「正常工作」便是读「正书」。工作之暇,去寻点消遣、找点「娱乐」,则去读点「歪书」(借用一句我乡前辈苏阿姨的名言)。结果呢,工作、娱乐,正书、歪书,弄得一天到晚「手不释卷」。

据说夏曾佑、陈寅恪诸大学者,胸藏万卷,读到无书可读──他们嫌天下书太少了。我是个大笨蛋,越读觉得书越多,好书太多、读不胜读──我嫌天下书太多了,有时真有点同情秦始皇帝。

书多了,读不了,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,来他个「一目十行,千目万行」。针对着这个「需要」,聪明的美国文化商人,便提出了「供应」──他们搞出个赚钱的行业叫「快读」(rapid reading),这也是今日美国商场很时髦的生意。

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笨经验,有些书──尤其是大部头的「古典名著」──就不能「快读」。相反的,对这种著作要去「啃」,像狗啃骨头一样地去「啃」。我个人的体会便是,在午夜、清晨,孤灯一盏,清茶一杯,独「啃」古人书,真是阿Q的最大乐事。可是在当今这个「动手动脚找材料」的商业社会里,你哪有这种福气和运气,去啃其爱啃之书呢?

先师胡适之博士曾经告诉我说,读名著要写札记,然后消化、改组,再自己写出来,这样才能「据知识为己有」。这条教训,对我这个笨学生、懒学生来说,还嫌不够呢!因为有些「知识」我「消化」不了,「改组」不了,「写」不出来,我就把它肢解一番,放在冰箱里去了。

所以要把一部「古典名著」真正搞「透」了,最彻底的办法,还是翻译──汉译西、西译汉、古译今。

「翻译」工作,一定要对「原着」,一字一句,翻来覆去的「啃」,是一点含糊不得的。

苟子说,「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」

所以专就「为己」之「学」而言,翻译一部巨着,真要有不世的「机运」和「福气」.进而能「人己两利」,兼以「为人」,岂不更好?

咱也「读」过《通鉴》

羡慕柏杨译《通鉴》,我还有点私情,因为咱也读过《通鉴》。通鉴姑娘也是我的「少年情人」(childhood sweetheart),一度卿卿我我,恩爱弥笃;为着她,我也曾闯过点「言祸」,而为士林泰斗所不谅。

说句更丢人的话,在下做了一辈子「学人」,如今将到「已无朝士称前辈」的昏庸阶层,我一辈子也只读过这么一部大部头的「古典名著」。她和我白头偕老,我也仗着她招摇撞骗一辈子,终老不能改。

更惭愧的则是,我对《通鉴》只是「读过」,而没有「啃过」。

「读」书──如果没有个人拿着戒尺或皮鞭站在后面的话──是会偷懒的。再到难懂之处、不明不白之处、半明半白之处、索然无味之处,你会学杨传广跳高栏的──一跃而过,永不回头。所以从「治学」方面来说,「跳高栏」和「啃骨头」,就是两个截然不同底境界了。

对于这部巨着,我也曾「跳高栏」地跳过一遍,从头跳到尾。我对《通鉴》有偏爱,数十年来,时时刻刻想再「啃」她一遍;但是数十年来,就从无此「机运」、「勇气」和「决心」来干这傻事。今见柏杨为之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「新生活运动」的副业

我什么时候也「读」过一部《通鉴》呢?

说来好笑,那是当年蒋委员长在南昌推行「新生活运动」推出来的。

记得那年我正在家乡一所「县立中学」读初二。我们那所学堂虽小,口气倒大──以「南开」自比。平时功课不轻,「暑期作业」尤重。但是这年──「新生活运动」开始之年──我们的「暑期作业」忽然全部豁免。原来蒋委员长要我们全部中学生,在暑期中「宣传新生活运动」。

为此,我校在学期结束之前,还办了一个短期宣传训练班,并学唱「新生活运动歌」。这个歌,我到现在还会唱。前年还在家乡,对那些搞「五讲四美」的小朋友们,唱过一遍。那歌的开头是:

礼义廉耻,表现在衣食住行

这便是,新生活,运动的精神

另外还有一首「宣传使用阳历歌」。什么:

使用阳历真方便,二十四节真好算

上半年来七念一,下半年来八念三

原来阴历里的什么「立春」、「小满」……等所谓「二十四节」是不定期的。使用「阳历」了,则每月两个节日,排得整整齐齐的,好不「方便」也?!

唱歌之外,我们又练习了一些当时山东韩青天所不能理解的「走路靠左边」、「扣好风纪扣」、「刷牙上下刷,不应左右拉」等等新生活的规律。

准备停当,暑假返家,我就当起「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员」了。在下原是个「好学生」、「佳子弟」,老师怎说,咱怎做。

我家是在农村里,住的是毛泽东要「打」的「土围子」。我的家叫「唐家圩(土音围)」。我是那大土圩子里的小「土少爷」。附近农民中,看我长大的人,都尊称我为「二哥儿」。可是这次返乡我这个「二哥儿」要向他们做宣传可就难了。

那正是个农忙季节,农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水田内工作,我如何向他们「宣传」呢?最后总算苍天不负宣传员,我终于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「宣传对象」。

原来那年雨水不多。我乡农民乃结伙自大河内车水灌田,俗名「打河车」。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,通过一条「之」字形的渠道,用三部足踏大水车,连环把河水,车向地面。那大水车每部要用六个人去「蹬」,三部车便有十八条蹬车好汉──这岂不是我最理想的「宣传对象」?

我拿了铅笔和拍纸簿,静立一旁,等他们停工,好向他们宣传「新生活」。

果然不久,那第一部车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汉忽然大叫一声「哦……哦……」,接着那十七条大汉也跟着大叫「哦……哦。」水车停下了。郭七卡好了水车,便坐下来抽他的旱烟。另外的人则在水桶内用瓢取茶喝,还有几个小汉则溜到河下,泡在水里。

我想把他们集合起来,来听我讲「走路靠左边」,显然不易做到了。「扣好风纪扣」就更难了,他们之中有几位连裤子也没穿,只在屁股周围围了一条又脏又大的白布──他们叫「大手巾」──哪有「风纪扣」好「扣」呢?

我认识郭七,他是我的老朋友,所以我还是想试试,要郭七把他的队伍集合一下。谁知郭七却用他的「旱烟杆」敲敲我的臂膀,嬉皮笑脸的说,「哥儿,去偷一包『大前门』来抽抽嘛!」

郭七这话并没有冒犯我。事实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「偷」了多少包「大前门」呢?但是这次我是来「宣传」「新生活」的。宣传新生活,怎能继续做「小偷」呢?所以我们二人,谈判决裂。

「哦……哦……」郭七吹了个大口哨,十八条好汉,又去骑他们底水单车去了。

我只有失望而归。

认识了司马光

「宣传员」做不成了,但是昼长无事,我却学会了用马尾丝扣「知了」(蝉)的新玩艺,乐趣无穷。

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,全神贯注地向树上扣「知了」,忽然发现背后站着个老头子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岁的老爸爸!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做「暑期作业」,而在此「捉知了」?我据实以对──我这期的「暑期作业」,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。

「好吧!」老头子说,「那你就替『我』做点『暑期作业』吧。」

说着,他把我捕捉的「知了」全给「放生」了。

「替『我』做!」他又老气横秋地重复一遍。

跟父亲回到家里的「书房」。这个三开间、全面落地玻璃窗、面向一座大花园的「书房」,有个现代化的名字叫「唐树德堂家庭图书馆」。这个洋名字是当年「清华学校足球队中锋」唐伦起的。唐伦是我的三叔,他那足球队的队长名字叫孙立人。

在书房内,父亲搬下了一个小木箱,这个精致的黄木书箱上,刻了几个碗口大的红字《资治通鉴》。

父亲抽开木箱盖,取出一本线装书给我说:「这书,你的程度,可以读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样漂亮的「线装书」。那时我最恨线装书,但对这部书却一见钟情。那米黄色的纸,那么赏心悦目,字体又那么端正、整齐、清晰,书又是崭新的,真是美观极了。

我接过书来,立刻便被她美丽的装潢迷住了──真可说是「爱不忍释」。再翻翻内容,觉得并不难读──因为我有读《史记》的底子──故事也颇合我胃口。

「知了」早已忘记了,「老头子」何时离去,我也未注意。拖了一张圆藤椅,我便在那花香阵阵的紫藤架下,读起《通鉴》来了。

这对我是个难忘的时刻。事隔数十年了,书被烧了,房子被拆了,人也被整死了……,但是此情此景,却随时在梦中和冥想中,不断地出现。

替老子读书

记得自那天起,我替父亲做「暑期作业」,便一刻未停过,终日一卷在手,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。有时我自黎明开始,一读便读到日落西山,蚊雷阵阵,我还不肯放书。我读得那样入迷──直使母亲抱怨父亲,父亲自己也懊悔不迭。原因是我有读书生病的前科──一场伤寒,几乎把小命送掉。

其实我那场病,与读书并无关系。「书」只是替「病」背黑锅而已。但是那时无现代医药常识的乡巴佬哪里知道呢?

我把《通鉴》读得太沉迷了,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长辈们还夸奖我「用功」呢。可是我如把《通鉴》换成《七剑十三侠》,他们便不会那样想了,而事实上我看《通鉴》却和看《七剑十三侠》的心情,并无两样。讲一句八十年代的漂亮话,我只是觉得「历史比小说更有趣」而已,「用功」云乎哉?!

不过读历史和读小说,也多少有点不同。因为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发展的「境界」,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,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,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

那时我读《通鉴》的境界,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变之中。最原始的便是我对在我家中出出进进的、满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、老前辈的印象逐渐改变了。他们都是些能说会道之士,讲起话来,都是出口成章的。

渐渐地我觉得他们所讲的故事一一都在我书中出现了,而书中的故事和他们所讲的,则颇有出入。

他们都欢喜掉文。渐渐我也觉得他们所「掉」之「文」大有问题(与「书」上不对嘛!),有时竟漏洞百出,有时甚至驴头不对马嘴。

这些老长辈们一向都是我底「法力无边」的老师,他们对我们这批孩子们的「训诲」,也是居之不疑的。谁又想到在一两个月之内,在我的「老师」司马光比照之下,一个个都面目全非了呢?

秋季返学,更不得了,班上同学似乎也比以前显得粗野无知。那位一向向我夸口、说什么「你数理比我好,我文史比你好」的潘驼子的「文史」,似乎也法宝全失。

不用说,那教我们历史的女老师,在课堂上时时出岔子──我当然不敢更正她。就是我们一向顶礼崇拜、教国文的蔡老师,他底学问,似乎也跑掉了一半。

天乎,读了一部《通鉴》,境界上竟然有这样大的转变!是我自己长大了?还是被司马温公改造了呢?

做《通鉴》的文抄公

升入高中之后,我底第一位国文老师竟是个不折不扣底「江南乡试」试出来的「举人」。他自己也和范进一样,颇为自命不凡。一次「作文」时,他出了个题目叫「三国人物选论」。我一下就「选」中了「五虎上将」中的关张二将,另加军师孔明。在两小时的时限中,我缴了一篇「作文」,大意我还有点记得;在文章的结论上我说:关羽、张飞皆有国士之风也。然羽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。飞则有礼于士大夫而无恩于士卒。各以短取败,可悲也夫!

至于「军师孔明」呢?我也一反传统的「诸葛用兵如神」的老调,说武侯「用兵非其所长也」。

文章缴上之后,举人老师显然大为欣赏。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边,问长问短,着实嘉奖一番,并用朱笔划给我「九十九分」。他扣了「一分」,原因是「小楷欠工整」。

最初,当老师叫我进去时,我很有点紧张,怕他给我不及格。因为我这篇大文,大半是从记忆中,抄我老师司马光的。做了文抄公,按理是该拿鸭蛋的。我拿了九十九分出来时,虽然受宠若惊,但是我也觉得奇怪,为什么举人老师连部《通鉴》也未读过呢?

其实他老人家读是读过的,只是年老昏庸,忘记了;不像孩子们,一读就记住。一下当起文抄公来,连堂堂举人公也给我唬住了。

在中国科举时代,是「一举成名天下知」的。一个「举人」还了得!在民国时代举人绝种了,剩下几个老头子,简直是「珍禽异兽」。想不到这些「凤凰」、「麒麟」都被我一部《通鉴》──唬住了,余下的飞禽走兽,对一位「通鉴读者」,就只有莫测高深之叹了。

「学会鬼拉钻」

记得幼年时代,曾学过「少林拳」。有位师父教我们一套拳法,叫「鬼拉钻」。它底口诀是:学会「鬼拉钻」,天下把势打一半!

「鬼拉钻」是如何打法的呢?其实最简单。一,蹬下「马裆」;二,左右两拳轮流快速出击,一秒钟打它十几拳──如土木匠「拉钻」一样。据他说学会这一套简单拳法,当之者,无不被打得鼻青眼肿,三江五湖,鲜有敌手!

我发现,自从「宣传新生活运动」铩羽归来、替老头子读了两个月的《资治通鉴》,居然也学会了一套「鬼拉钻」。其后所到之处,只要之乎也者一番,自然就有人说你「汉学底子好」。反对你「汉学底子好」的,你使出「鬼拉钻」来,一秒钟你就可把反对者打得「鼻青眼肿」,「三江五湖,鲜有敌手」!

江湖上有名了,以后不论你加入什么同乡会、同学会、校友会、研究会、歌咏团、伙食团、麻将社、桥牌社、登山队、旅游队……你都不会失业。他们会选你做秘书、文案、书记、通讯员等等要职,使你不负所学。

笔者的「现职」便是「国立中央大学、旅美校友会、第二书记」,专司向三岸校友写八行书!

论「年高德劭」,我本应荣任校友会会长的。恨只恨我那些「沙坪旧侣」不知敬老尊贤,连个「第一书记」也不让我干,因为那一崇高职位还要「兼管其他会务」,量材器使,我只能「专搞笔墨」!

我为什么被下放去「专管笔墨」呢?据说是因为我「汉学底子好」,满口之乎也者。之乎也者哪里来的呢?全部出于《资治通鉴》!为什么专读《通鉴》呢?那是「替老子读的」!「老子为什么要强迫你读《通鉴》呢?」无他,在下是「我的老师」蒋中正(我在中大时,蒋先生兼校长,称「我的老师」并非招摇)的坏学生──把「新生活运动」宣传糟了的结果。一着之错便干了一辈子幕僚、师爷、教书匠!

诸史之根,百家之门

我个人在中学时代,「读」了一部《通鉴》,那虽然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,但我却深深感到这偶然中,充满着幸运──我「偶然」地摸上了治学的正途。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,我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──不管治啥史:世界史、欧美史、通史、断代史、秦汉史、明史、清史、民国史、政治史、学术史……,第一部应熟读之书,就是《通鉴》。

《通鉴》是有其酸溜溜底「臣光曰」底哲学的。我们的「臣光」先生是要上接春秋、下开百世的。但那一套是写给皇帝看的,看官们既不想做皇帝,则大可一笑置之。你不信,他也不会扣你右派帽子的。

但是我们的温公却有治学的雅量。他遍存诸史之真,广纳百家之言。他没有改写历史,没有「以论带史」,更没有「以论代史」。简言之,我们的司马温公没有糟蹋历史,而糟蹋历史,则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!

还有,我们读历史的怎能不读点「原着」呢?

朋友,你要知道,「读原着」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福气呢。读西洋史,有几本「原着」好读?上帝垂示的《圣经》就不知「翻」了多少觔斗,最后才来污辱我们汉文汉语,印出那种丑恶不堪的东西。

笔者也曾一度「啃」过格本的《罗马衰亡史》。老实说,我就嫌这位盎格鲁.萨克逊的作家,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笔,隔靴而搔那讲拉丁语罗马皇帝之痒。我的同事之中,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,但是他们隔靴而搔的丑态,恐怕连长眠地下的格本也要笑掉大牙了。

俗语说,「隔重肚皮隔重山」,冒认异族做祖宗,你再有生花妙笔,也无法传神的。君如不信愚言,你去读读英译《红楼》、英译《史记》,便知鄙言不虚也。

我们是有福读我们自己的「原着」了。但是古典浩如烟海、真伪杂糅。远在宋朝便已有「一部十七史,从何说起」之叹。今日再来摩挲古籍,那就更无从摸起了。所以温公的长处,便是把十七史精华,并旁采百家,纳于一炉,从而融汇贯通之。精读此二百九十四卷,则赵宋以前,诸史精华,尽在其中矣。采精去芜,君实(温公)独任之,毋待足下烦心也。

司马光是个小心谨慎的迂夫子,他不像他远房远祖司马迁那样天马行空、大而化之。正因为他「迂」、他小心翼翼,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,编出这部千古奇书、诸史之根的《资治通鉴》来。

章实斋说得好:「六经皆史也。」

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。离开历史,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。《通鉴》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,则《通鉴》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;掌握此一家,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,自能络脉畅通,无往不利。

本乎此,我敢大胆地说,《通鉴》一书,实在是诸史之根、百家之门。

以前为着指导青年人研究「国学」,梁启超、胡适之两先生曾为诸后生拟订一份洋洋数十部的国学基本书目。

在下如也练出上述两前辈之功力,有人也要我拟一「国学基本书目」,那我就老实不客气,一书定天下──《资治通鉴》。

若有人焉,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「啃」得烂熟,他还要请求国学大师们来替他开一纸「基本书目」吗?我看不必了吧!

到了那样的火候,山人就自作主张了!

「缪大书箱」的真功夫

前已言之,我在中学时代,学了一套「鬼拉钻」,完全是个「偶然事件」。我老子要不是讨厌我「捉知了」,他是不会要我学的。斯时我祖父已去世,否则他也不许他儿子,强迫他儿子的儿子,去读什么《通鉴》的。胡适之先生生前便夸奖先祖是位「新人物」。「新人物」怎能叫儿子的儿子读《资治通鉴》呢?

废话少说。

且说我这套「鬼拉钻」拉到重庆沙坪坝就失灵了。我发现在那儿,我那些师兄师姊们也各有一套。旁观之下,便再也不敢学香港街头的李小龙,去「找人打架」了。

我们沙坪坝那座大庙里,当时还有几位老和尚,他们的功夫,可就不是「鬼拉钻」了。

在一次野餐会中,我和那位绰号「大书箱」的缪凤林老师在一起吃烧饼。缪老师当时在沙磁区师生之间,并不太popular。他食量大如牛,教师食堂内的老师们拒绝和他「同桌」,所以他只好一人一桌「单吃」。

「进步」的同学们,也因为他「圈点二十四史」,嫌他「封建反动」。我对他也不大「佩服」,因为我比他「左倾」。

可是这次吃烧饼,我倒和他聊了半天。我谈的当然是我的看家本领《通鉴》。谁知我提一句(当然是我最熟的),他就接着背一段,我背三句,他就接着背一页──并把这一页中,每字每句的精华,讲个清清楚楚。

乖乖!这一下我简直觉得我是阎罗殿内的一个小鬼,那个大牛头马面,会一下把我抓起来,丢到油锅里去。

缪老师那套功夫,乖乖,了得!

后来郭廷以老师在纽约告诉我,说缪老师曾一度避难来台。但是在台湾却找不到适当工作,结果又返回大陆,终于被共产党整死了!

其实今日台湾──甚至整个海内外──哪里能找到另外一只和他容量相同的「大书箱」?!

缪公之外,我也发现那群教我中国文史的老教授如胡小石、金静庵、顾颉刚、贺昌群、郭廷以,乃至授西洋史的沈刚伯诸先生,无一而非《通鉴》起家的。他们大半都「啃」过《通鉴》,不像余后生小子之只会「跳高栏」也。自此以后,我也咬牙切齿,恨我自己,不学无术。那点花拳绣腿,遇到真教师,人家一巴掌,就可把你打入大相国寺的粪坑里去。自此以后,我一辈子的志向,也就是想下点「啃」的功夫。可是就一辈子没有真正「啃」过。一大把年纪了,碰到有人把我也列入「学人」之列,实在自觉脸红。

胡适和《通鉴》

离开沙坪坝不久,我在美国就遇到另一位老师,那位反对古文的老祖宗胡适之了。那时最使我瞠目结舌的便是发现胡老师居然也是读《通鉴》起家的。「历史」原是他的「训练」,而他受「训」期间的看家本领,便是《通鉴》!胡适也是「我背一句,他背一段」的「大书箱」──他读《通鉴》是从十一岁开始的,他「啃」过《通鉴》。

胡博士(今后我当拚命叫我老师「博士」,以免人家误会)觉得奇怪的,是我这个「小门生」也读过《通鉴》,而且也是幼年期读的。我告诉他我未读过《续通鉴》,因为我那位老爸爸把《续通鉴》藏起来了,不让我读。

胡老师闻言,连说「可惜、可惜」,但是却又说「不晚、不晚」。后来我这位恩师大人(我现在是叫他「恩师」呀!)终于把他书架上整套《通鉴》、《续通鉴》和《明纪》,都送给我了。书内还有恩师亲批的手迹,还有恩师亲书的读通鉴札记呢!

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,我的恩师十一、二岁时,便「啃」过《通鉴》(显然获益匪浅),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,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、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后生去啃呢?我自己如果不是贪着「捉知了」,不就连「读」的机会也没有了吗?

所以我以后和我的恩师抬了好几年的杠。我认为「中学国文教科书」里,白话和文言是可以「和平共存」的,白话文不应该搞「民主专政」!

我为什么要重违「师训」呢?理由很简单: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!

谈谈《白话通鉴》

我个人读《通鉴》,是爱读其原文的。

可是近些年来教读海内外,我也觉得倒楣的「古汉语」太难了。要青少年们再去享受点古典文艺训练,简直是不可能。那种诘屈聱牙的怪东西,连他们的老师──乃至好多名震一时的海外名学人──已经很难应付了,何况他们。

未碰而先怕,这种「先怯症」一般青年是很难克服的。「古典文艺」岂真如此难哉?胡适之辈十一、二岁就可通晓,岂真「神童」哉?非也!免再惹是非,且说句洋文遮盖、遮盖,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。

搞「古汉语」既然连老师、学人都要傻眼,那就至少要读点「名著今译」。真读了「今译」,再回头去翻翻「古本」,「古汉语」往往会豁然而悟的──咱们方块字、文言文,就有这点玄妙,它可无师自通。

读「名著今译」──我承认这是个人成见──第一部巨着,应该就是《白话通鉴》。各界职业仕女、知识分子,周末少打八圈麻将,看看《通鉴》,是会变化气质的。

麻将不必「戒」嘛,少打一点!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书,稍稍变换变换山外青山的社会风气,这才叫做「有文化的国家、有文化的社会」嘛。同时也可为儿女做做榜样。

在学的青少年大中学生,课余之暇、情书情话之暇,搞一点学术性的「鬼拉钻」,也不是坏事嘛。年纪大了,你会发现它的好处的。

至于学在下这行、靠历史吃饭的──尤其是终日「动手动脚找材料」的大学者和旅美名学人──倒真要把《通鉴》这种大部头「温习温习」呢。

胸无丘壑,腹无名著,只是终日捡垃圾,到头来,还是难免不通的。笔者浅薄一生,午夜梦回,每每悚汗不已。谨以个人感受,质诸同文,不知以为然否?

不过话说回头,读古典名著今译,亦非易事。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,如果把它毫无技巧地直译为白话,则其诘屈聱牙的程度,或有甚于原文。

所以搞「通鉴今译」,为着让大众读起来有兴趣,则译者表演点「文字秀」,也是绝对必要的。

吾友柏杨,饱学之外,搞「文字秀」也是天下少有的。以他的博学,以他的彩笔,司马光之力作,将重光于海内外,是屈指可待的。

我羡慕柏杨,这大把年纪,还能搞「为己之学」,来啃这块大骨头!

我更敬重柏杨,在「为人之学」方面,能把《通鉴》这部世界第一流巨着,译成白话,以飨大众,真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。

笔者噜噜苏苏搞了这半天,问良心实在不是为好友柏杨伉俪拉生意、做推销员。天日可表,我讲的实在是肺腑之言。

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写于美东春雪封校之日

原载《传记文学》第四十四卷第五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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